從市場經濟的被迫走向市場經濟的自覺，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人，就迫切需要樹立一種高度自覺的商人意識。
然而，在傳統(tǒng)的、大一統(tǒng)的思想文化的束縛下以及沿襲下，重仕輕商的習氣始終是一個朝代一個時代的主流思潮。在所謂的主流社會里，對商人從來都是嗤之以鼻的，從骨子里根本就瞧不起商人。從歷史上看，竊以為就沒有一個嚴格意義的商人，更沒有一個卓爾不凡的、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商人。在歷史大書里，偶爾留下筆墨的都是一些類似于胡雪巖式的紅頂商人，與官僚政府要么沆瀣一氣，要么委曲求全。
好的土壤自然能夠生出好的樹苗。沒有好的商品經濟的土壤的充分醞釀，成功的商人就不可能出現(xiàn)，普遍的商人意識更是無從談起。相反，稍有一點商人意識的覺醒者行為一不慎，就被活活扼殺在搖籃中。類似事件，史書記載，浩如煙海，茲有明代的沈萬三為證。洪武時，沈萬三的財產已經富甲江南一方。為了顯示自己的品牌形象，沈萬三玩起了“在商不言商”的現(xiàn)代市場行為，大搞贊助活動，斥巨資千萬，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墻。出資修墻，從常理上說算是一件善事，然而在君君臣臣封建專制統(tǒng)治下，修天子腳下的官墻，已有僭越之嫌了�？杀氖巧蛉f三的商人意識太濃厚了，城墻造成以后，他竟沒完沒了，還要仗著鼓鼓的錢包，請求犒賞三軍。這下問題就嚴重了，朱元璋龍顏大怒曰：匹夫膽敢犒勞天下之軍，實在是亂民也，當誅之。就這樣，一代富商被發(fā)配到云南邊陲，做了他鄉(xiāng)冤死之鬼。
沈萬三的個人悲劇，其實也是一個歷史悲劇，——意味著處于萌芽狀態(tài)下的商品思想和商品意識終究抵不過至高無上的皇權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嚴格的等級制度。
學而優(yōu)則仕，商而優(yōu)也要仕。重仕輕商，其結果是有了一個中華民族一百多年的屈辱挨打的落后史。
俱往矣，一個世紀的屈辱史。現(xiàn)如今，市場經濟全面深入，此時，一位商人抒發(fā)的“莫說重仕是正道，豈知輕商誤民生。商人自有商人志，企利信義國事興” 的錚錚良言(摘自古井集團董事長王效金先生《七律·商人志》)，既是對歷史的反思，又是對現(xiàn)實的吶喊，讓人警醒，讓人奮進。
倡導每個個體的商人意識的自覺，才是圓睜著雙眼也能賺到錢的長久之道。
商人行為的偉大
朋友，當您從從容容地完成了商人角色的轉換，當您完完全全地具備商人意識的自覺，那么，在博大而深邃的市場海洋里，您就可以自由自在游泳，您就可以實實在在地感覺到商人行為的偉大。
而偉大的商人行為，就有可能驅使您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
進一步闡述這個問題時，請允許我說說有關商人的兩個故事。
一者是國內版的，說的是兩個打工仔在火車站相遇，一個是到北京的，另一個是到上海的。到北京的聽說北京人厚道質樸，見到外地人可憐，就往往施舍，不會讓你饑餓，到北京打工容易混口飯吃。到上海的堅信上海人精明算計，連外地人問路都要收錢，那還有什么行當不能賺錢呢？到上海打工，能夠更好地闖蕩一番事業(yè)。
在商人意識濃厚的大上海，那個打工者憑其勤奮和聰明，從工地上弄些沙土和樹葉，做些花盆土，走街穿戶地販賣。后來，生意越來越紅火，他買了門面，雇了工，成了一名出色的商人。
與此同時，在政治意識濃厚的京城里，那個打工者不是蹭到銀行里喝點免費的純凈水，就是摸到商場吃點免費品嘗的食物。如此日復一日，他還是一貧如洗，最終淪落了一個可憐的乞討者。
